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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开关损耗,中高功率逆变器运行的开关频率都比较低,通常只有几千Hz有时甚至只有几百Hz,载波调制或是常规的SVPWM在降低开关频率之后会产生严重的电流畸变,需要使用特殊的开关策略控制逆变器。目前,适用于中高功率逆变器的控制策略主要有最优脉宽调制以及预测控制两大类。最优脉宽调制策略基于调制的思想,是一类较为成熟的逆变器低开关频率控制策略,应用广泛,但其计算量大、动态特性差的问题逐渐被学者们发现。预测控制虽然早在1983年就被提出,但由于当时控制器的硬件限制,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直至近年来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掀起了研究热潮。该文对最优脉宽调制以及预测控制进行了回顾,剖析了它们的设计思想,总结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各类方法的特点和局限,对待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p208p2002/csl-1.8G/0000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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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种以三端口变换器(three-portconverter,TPC)为基本单元构成的航天器分布式供电系统架构及其功率控制方法。该系统包含多个独立的分布式输入源,分别连接各TPC模块的输入端;而集中式输出母线和储能母线则分别由各TPC模块的储能端和输出端并联连接得到。由于多个输入源之间功率存在差异且单个TPC含有3条功率路径,系统中各条传输路径上的功率难以确定。为了实现每条功率路径可控,提出""在储能装置处于放电状态时平均分配放电电流、在储能装置处于充电状态时按输入功率分配输出端功率""的新型功率控制方法,以保证系统所有工况下均能稳定运行并能够自然切换。实验结果表明了所提出分布式供电系统及其功率控制方法的可行性。"
p208p2002/csl-1.8G/0000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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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产品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指出正确理解生态产品的概念要把握其时代特征并应在学术研究中明确其含义。认为生态产品本身是自然的产物,并不是人类生产或创造的,但从人类需求的角度观察,该类产品又是不可或缺的,与物质产品、文化产品一起构成支撑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类产品。人类从生态产品所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和舒适性服务中获得效用。人类经济系统运作中通过消耗生态资源和排放废物对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产生负向冲击;人类通过主动增加生态资源存量提高自然界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封闭区域条件下生态产品的供需均衡模型表明生态产品与人类所需其他产品的相对效用是区域居民决策的微观基础。该模型对封闭区域通常需要依次经历一个求富毁绿、富绿并进的发展进程提供了合理解释,并认为生态产品的供给与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微笑""的U型曲线关系。与以往普遍认为将生态涵养区隔离成""孤岛""能更好地保持生态原貌的直观认识不同,开放的两区域生态产品供需均衡模型则表明生态涵养区与城镇化地区区际联系越紧密,越能够使生态涵养区形成专业化提供生态产品的内在激励机制,从而避免封闭区域模型中生态涵养区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路径,有效解决""求富""与""求绿""的现实矛盾。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未来中国政府不仅要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同时应将区域补偿金额与该区域生态产品的供给量相联系。另外需要改善生态补偿区与城镇化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增加城镇化地区对生态涵养区的反哺力度,包括实行对生态涵养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为生态涵养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以实现生态涵养区""富绿""同步发展目标。"
p208p2002/csl-1.8G/0000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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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产品进行价值评估涉及到三大问题:一是需要明确什么是生态产品;二是采用什么样的评估框架结构和指标体系;三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指标,采用何种方法进行估算。本文在考察相关学术文献和政府文件后,用一个连续统一体模型阐述了生态产品概念,指出人们观察生态产品采用了不同角度,更反映出人们对生态产品认识的深化过程。本文认为,评估广义意义上的生态产品价值,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改造现行的静态模型,构建生态与经济相联系的动态模型;二是将重点由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转向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边际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列出了九种可以用于评估生态产品价值的框架结构类型方法,他们是:单项指标框架、多维支柱框架、间接驱动力-直接驱动力-生态产品-人类福祉变化框架(IDEHC)、目标-指数-联系框架、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问题领域框架、分部门框架和空间分维框架,并重点介绍了前三种框架模型。对于具体的问题,应根据价值评估使用目的、评估的成本和收益、保持评估过程的开放性与动态性等原则选用相应的评估框架类型。依据市场化程度,可以采用的评估技术和方法有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意愿调查法三大类。具体而言,直接市场法主要有成本法、生产率变动法、恢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影子项目法,替代市场法主要有旅行成本法、内涵价格法、防护费用法或规避行为法,意愿调查法主要有投标博弈法、权衡博弈法、优先性评价法、Delph法等。
p208p2002/csl-1.8G/0000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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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全国和各区域范围内实施了大量以生态补偿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保护项目。同时,伴随着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推进。目前,中国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机制的探索、补偿对象、补偿方式以及补偿金确定等补偿前阶段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对现有补偿项目绩效评估等补偿后阶段的研究,特别是缺少标准经济学范式的绩效评估研究。因此,本文在提出了区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必要性与理论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熵值法、倾向值匹配法、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等经济学技术对区域生态补偿绩效进行评估。本文以辽东山区生态补偿财政项目为案例,运用熵值法对经济、社会、生态状况相近的27县综合生态绩效进行计算、比较,经过统计分析初步发现绩效最好的县均是政策影响县,但也存在诸如清河、灯塔、弓长岭等补偿县的生态绩效并没有较大提升;通过对补偿政策组与非补偿政策组以及按行政区划分的生态绩效比较发现,补偿政策以及行政归属对生态绩效影响是显著的;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发现在控制了行政区划、时间、环保投资和森林资源现有存量后,补偿政策的效应为0.475。为避免样本选择问题,文章引入Kernel内核匹配法得出平均处理效应为0.783。两方法均支持补偿政策有效的结论。最后,为考察生态补偿绩效影响因素,对补偿政策组样本进行面板回归并与全样本回归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行政区划与财政赤字占比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且财政赤字占比效应为正。由于现阶段生态补偿政策依然包含过多行政色彩,所以第二产业占比、林业占比、人均GDP等经济因素只有人均GDP在10%水平上显著。另外,通过年份时间变量的引入,考察了各年平均生态绩效的变化情况,并发现政策效应在逐渐趋于收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补偿政策的实际效果。
p208p2002/csl-1.8G/0000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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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本核算法主要包括保护成本、环境成本及机会成本的核算。其中保护成本是最基础的部分,通过对保护成本的核算,能准确反映某地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工作量和贡献程度,为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及之后的补偿效益评价提供合适的依据。而目前在生态补偿中对保护成本的认识和评估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保护成本为研究对象,重点从概念、核算内容及核算方法三个方面对保护成本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就保护成本核算内容、时间动态性及空间差异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的核算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核算内容和指标体系,而核算内容是否科学决定了保护成本核算的准确性。确定合适的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了解程度和资料的收集、掌握情况,并且需要避免重复统计。2目前对我国已经发生的保护成本进行历史性补偿存在操作上的难度,因此,要明确保护成本的核算时间和年限。保护成本的核算方法主要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动态核算或是静态核算。一方面,保护成本是随着市场价格而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对于持续时间长的生态补偿项目,其保护成本的核算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贬值。所以,考虑资金时间效应的动态核算法能更好地反应保护成本的实际情况。3考虑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对保护成本的影响可为解决补偿标准""一刀切""提供思路。"
p208p2002/csl-1.8G/0000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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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然而,在该研究领域内,国外学者对于产业结构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性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一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国内研究,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到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这单一方面,而产业结构变迁对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则较少。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力图证实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重点关注产业结构变迁对于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旨在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信息化发展进程提供量化的科学依据。首先,在分析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状况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第二、三产业产值的增长会倾向于扩大IDI指数的实证研究结论。其次,进一步运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得出信息化以来,第一产业比重的变化倾向与IDI指数反向变化,而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则倾向于扩大IDI指数的结论。最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IDI指数的影响,得出IDI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的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政府应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确定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强化信息经济意识,促进信息消费需求形成;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信息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互动促进的政策建议。
p208p2002/csl-1.8G/0000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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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害居民健康的负面问题。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城镇化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每上升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2.48%。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促进医疗资源的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途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使城镇化真正造福于人。因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
p208p2002/csl-1.8G/0000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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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是分析我国有关农业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为了揭示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本文在解析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要素禀赋结构指数,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过程、空间自相关性及其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要素间的相对价格变化、替代性及流动性差异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内因,二元经济结构、制度性障碍及各要素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是其变化的外因;2总体上我国农业各要素比重相当,农业资本要素比重略高,但其波动最为明显,而土地要素结构指数则最为稳定,我国西南地区部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份额不断上升,农业资本和土地要素比重有所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资本要素比重大幅提升,另外两种要素份额呈现不同程度下降;3我国农业要素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农业劳动力要素的空间集聚性最强,农业土地的空间特性较为稳定,而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要素的空间自相关程度正逐渐减小;4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呈现出局部的时空异质性,部分地区间农业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空间差异呈现出扩大趋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和吉林是我国农业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热点区;5农业劳动力结构指数的不稳定区域逐步增多,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四个地区由低低类型向低高类型集聚转变,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指数显著水平较高的地区逐渐地由中东部地区向西南地区转移。最后,提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构建、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要与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同时,应从健全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着手,完善各要素市场,促进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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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年来国内1000MW超超临界塔式炉中频发的水冷壁T23接头短期失效案例进行了分析,观察了裂纹的宏观和微观形态,通过OM、SEM和TEM分析了裂纹附近的的显微组织,并测试了接头的力学性能。通过有限元软件模拟了附加应力对裂纹形成的影响。最后在上述此基础上判断裂纹的性质,阐明其形成机理,并提出预防措施。结果表明,裂纹为蠕变沿晶裂纹,沿焊缝横向分布在管子的6点钟或12点钟位置。焊态焊缝形成了较多高硬度的马氏体,其在运行后的室温冲击韧性很低。这种焊缝在水冷壁工作温度下具有蠕变脆性,在结构附加应力和疲劳载荷的作用下易于发生蠕变沿晶开裂。选择低强度等级焊材、进行焊后热处理、细化晶粒和减小水平方向的结构应力有助于抑制裂纹。
p208p2002/csl-1.8G/0000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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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处于变速运行阶段的风力机,其叶素的运行攻角并不能保持在单一的设计攻角,翼型多攻角设计逐渐成为复杂风况下提高风能捕获效率的重要手段。该设计方法的关键在于目标函数中多个攻角点及相应权重系数的合理确定。但是,由于缺少对运行攻角分布规律和影响因素的分析,目前目标函数的确定仍依赖工程经验。为此,该文从闭环系统(含风况、风力机和控制器)的视角,基于对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的动态分析,给出了变速阶段的叶素运行攻角分散分布的机理解释和影响攻角分布的多种因素。并通过Bladed的气动–弹性–伺服仿真,分析了这些因素对运行攻角分布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规律。将为翼型多攻角设计中优化模型的合理构建提供依据。
p208p2002/csl-1.8G/000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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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聚苯胺水性涂料的防腐性能,利用苯胺和氧化石墨烯(GO)作为原料,采用原位聚合-还原法制备聚苯胺/石墨烯(PAG)复合材料,再利用PAG与水性环氧树脂共混制备聚苯胺/石墨烯水性环氧防腐涂料。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镜(SEM)分析PAG的结构和微观形貌,利用动电位极化曲线和电化学交流阻抗谱(EIS)分析PAG水性涂层的防腐性能。结果表明,PAG保持了石墨烯的基本形貌,聚苯胺颗粒均匀地分散在石墨烯表面和片层间,形成片状插层结构;当PAG浸泡在3.5%NaCl溶液中,PAG涂层的阻抗值最大,腐蚀电流密度为24.30μA/cm2,PAG对碳钢的保护度达到94.24%,优于PANI水性涂料的防腐性能(PANI水性涂层涂覆碳钢的腐蚀电流密度和保护度分别为43.17μA/cm2和88.97%);与PANI水性涂层和水性环氧树脂涂层相比,PAG水性涂层对O2和H2O分子具有更好的屏障性能。
p208p2002/csl-1.8G/000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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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M变频驱动使电机获得良好的调速和运行性能,日益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变频器输出存在共模电压,导致产生轴电压及轴电流,引起轴承早期失效。轴电压是衡量轴电流危害的一个指标。电机机壳接地阻抗与驱动侧负载接地阻抗的大小会影响轴电压、轴电流的波形与幅值。该文围绕电机及负载的接地状况对PWM变频系统轴电压的影响展开研究。建立了考虑定转子接地阻抗的共模等效电路,利用惠斯通桥电路模型,分析和预测轴电压与接地阻抗的关系,结果表明随定子接地阻抗或转轴接地阻抗增大,轴电压呈V字型变化。设计并进行了实验,测量不同接地阻抗下的轴电压,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表明可通过适当调整驱动侧设备接地阻抗,实现降低轴电压的目的。
p208p2002/csl-1.8G/0000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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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层控制采用PWM控制的有源电力滤波器(activepowerfilter,APF),当检测部分采用2步预测修正时,在负载较重时能够取得较好效果,但在负载较轻时APF的补偿效果较差。该文对其产生机理进行分析,指出APF系统满足鲁棒稳定性与满足干扰抑制性能对控制增益的要求是矛盾的,在负载较轻时要想取得较好的控制效果往往需要较大的控制增益,使矛盾更加凸显。为进一步提高APF的补偿效果特别是轻载下时,提出嵌入预测控制,将APF系统化成无时滞的系统,从而扩大了满足系统鲁棒稳定性的控制增益的取值范围。在此基础上,考虑实际中传感器可能受到的噪声的影响,采用鲁棒H2/H∞混合控制的方法设计控制器增益使得系统在参数摄动、随机干扰、死区干扰等影响下依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最后,通过仿真实验和物理实验证明了所做分析的正确性和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p208p2002/csl-1.8G/0000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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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列车辅助变流器可靠性、效率和功率密度,提出一种取消直流滤波环节的三相整流型高频链逆变器拓扑结构,通过采用三电平Boost变换器有效降低了整流电压峰值,并协调考虑损耗因素与全运行周期线路电压,确定了电压增益的优化取值空间,进而提出输入电压前馈补偿控制策略。进一步分析六脉波解调混合调制策略下系统的不同工作模式,提出一种有源箝位零电流软开关实现方法,并在全输入电压范围和全负载范围内对整个辅助变流器进行损耗分析,证明了该方法在效率提升方面的优势。最后仿真和实验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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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供应链理论尽管讨论了企业间协同和消费者对供应链协同的影响,然而,在电商情境下,对以合作伙伴协同为主的供应链如何转型为面向消费者的供应链,及面向消费者与面向合作伙伴供应链的差异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在战略更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基础上,通过两家电商企业及其供应商从传统供应链转型为电商供应链的案例研究发现:(1)电商供应链转型存在重构式和渐进式两种战略更新模式,重构式转型主要通过资源获取形成能力重构,再通过能力重构实现供应链战略更新;渐进式转型主要通过资源整合实现能力拓展,再通过能力拓展实现供应链战略更新;(2)面向消费者与面向合作伙伴供应链协同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核心价值、成本结构、协同主体和IT应用4个方面。这一研究将战略更新理论从单一企业视角扩展到供应链视角,提出了从面向合作伙伴到面向消费者的供应链战略转型理论框架,拓展了供应链转型的理论内涵,对中国企业在互联网进程中实现供应链转型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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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在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扮演着""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本文基于200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以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年社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以及公共支出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单独考虑城镇化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新一轮城镇化应该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增强城乡地区间的公共福利均等化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非正常干预,才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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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城市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竞争也从企业竞争,产业竞争,区域性竞争演变为联合区域竞争,城市群作为竞争主体在社会经济中出现,城市群作为一种新的竞争模式被应用。本文在大量研究了国内外文献和城市群抱团发展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群战略的有效框架:战略联盟。然而,城市群战略联盟不同于企业战略联盟,城市群具有的权力主体、跨区域、跨文化、跨组织等特征为城市群战略联盟模式的有效运作增加了难度。本文从城市群战略的组织协调机制、城市群战略的沟通与信任机制、城市群战略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城市群战略联盟的潜在威胁:机会主义等视角对城市群战略联盟有效框架的构建提出建议。研究对指导丰富城市群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以及中国城市群实践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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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熵值法和超效率DEA对2001、2005和2012年中国279个地级以上城市紧凑度和城市效率进行测算后,通过象限图法分析二者的关系,探讨各地区、各规模等级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关系,探讨中国城镇紧凑发展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1城市紧凑度整体小幅提高,反映出城市高强度与高密度的开发程度有所增强;而城市效率波动提升且普遍偏低,城市效率评价值低于0.6的城市占比高达90%以上;2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非同步演进,城市紧凑度下降时,城市效率下降较明显,而紧凑度的提升不一定有效提升城市效率;3二者关系整体上以低级协调为主,大多数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较低,其次为紧凑优先、高级协调和效率优先型。区域尺度上,二者关系类型的区域差异明显,低级协调型城市连绵分布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高级协调和紧凑优先突出,其中高级协调型城市团块状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4二者关系存在较弱的规模等级递增效应,城市规模等级越高,紧凑优先型的比重越大。大型城市紧凑度较高,而城市效率较低,说明其集聚不经济现象突出,应合理疏导城市功能外移,形成大都市-都市区-城镇群的空间组织模式,核心引领周边区域发展的同时,降低大型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提高城市效率;中小城市城市紧凑度较低,其城镇建设用地开发模式粗放低效,应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提升中小城镇建设用地的土地经济密度和利用效率,推动中小城镇集聚紧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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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2000年-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的变化规律,借鉴集聚经济理论对上述变化规律给出合理解释,并指出以不同产业为主的城市之间的适度规模差异巨大。首先,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全国地级市的城镇地区人口数据,文章首次计算并比较了2000年和2010年中国城市的规模位序。结果发现总体上我国的城镇体系发展较为平衡、首位度低,10年间中国城市体系中人口往大城市集中的特征明显,高位次城市发展突出;但是在规模前100位的城市中,人口分布则更为平衡。这表明10年间中国一批大城市发展迅速,人口分布存在着明显的""集中与扩散并存""的趋势。进一步地,基于集聚经济理论,文章构造了城市单位生产成本函数,指出城市的单位生产成本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出""U""型曲线特征,城市规模不能无限制的扩大。本文将城市的适度规模界定为城市单位生产成本最小时所对应的规模,利用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异方差稳健性估计的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中国城市的适度规模。测算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的适度规模为420万人。这一结果也同时证实了目前中国的城市规模是普遍偏小的,人口往大城市迅速集中可以降低城市的生产成本,当前城市体系的发展趋势符合经济理性。此外,文章认为,现实中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别巨大,这使得上述对城市适度规模的估计只是一个""一般情况""下的估计。一个城市的适度规模部分地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产业特征。一个城市中追求集聚效益的产业越多,那么这个城市的适度规模就会越大。在界定制造业集聚型城市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型城市的基础上,文章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与""一般情况""下的城市适度规模相比,制造业集聚型城市的适度规模较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型城市的适度规模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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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是我国适应居民食品消费由注重数量向质量转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缓解农业污染问题等的现实选择。以有机农业发展的典型——陕西洋县为例,运用三阶段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本文比较分析了其与周边县区的农业生产效率。结果表明: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产出指标和以农业资本、劳动力、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农膜使用量为投入指标满足模型适用的""同向性""条件假设,可以进行投入产出的效率分析;管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影响,有必要进行各因素对效率影响的剥离性分析;在外部环境因素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均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效率,而以粮食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比表示的种植结构与农业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在发展有机农业前和后,洋县农业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低于陕南26县区的平均水平,但发展有机农业后,其农业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排名分别上升了5位和6位,同时,规模效率排名下降了3位;然而,洋县绿色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仍然低于规模效率。主要研究结论:三阶段DEA模型有效剔除了管理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有机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主要来源于纯技术效率而非规模效率的改进。为了缩小与周边农业生产效率的差距,洋县应该提高绿色农业管理技术水平和扩大生产规模,且重点在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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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阜宁县261个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从生猪养殖投入与产出的角度,考察了生猪养殖规模报酬情况。研究发现,考虑生猪养殖综合技术水平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生猪规模产量的影响,阜宁县生猪养殖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由此,如果政府单纯出于提高生猪规模产量的目的,鼓励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满足猪肉市场需求的政策并不可取。研究还发现,当养殖户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600-800头之间;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31-35头之间。与此同时,生猪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政策因素也影响最佳的生猪养殖规模。生猪的市场价格越高,则最佳养殖规模量越大;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最佳养殖规模量也将随之改变。故政府应该根据生猪产业分工的区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通过政策调节区域内不同层次的养殖主体的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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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微运动一体化压电直线电机能实现大行程高速宏观运动和小行程高分辨率微观运动。针对宏微运动一体化压电直线电机对驱动信号的要求,设计了一种驱动电路。该驱动电路由单相桥式晶闸管整流电路、半桥DC-DC开关电路,2相逆变桥电路和TMS320F28335控制器组成。控制器产生晶闸管触发脉冲和2路PWM信号分别控制桥式晶闸管整流电路和半桥DC-DC电路输出直流电压(0~±1000V)。直流电压经过2相逆变桥电路变换成电机宏运动所需的准正弦驱动信号或微运动所需的正负直流驱动信号。实验结果表明,该驱动电路能输出理想的正弦信号驱动电机稳定运行,其输出电压与驱动频率均可进行独立连续调节;能够使电机两端直流电压极性和电压幅值(0~±1000V)任意变化,满足微运动驱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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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串联型Z-源双输出双级矩阵变换器(Z-sourcedualoutputtwo-stagematrixconverter,ZS-DO-TSMC)拓扑及其调制策略,克服了传统DO-TSMC电压传输比低、抗干扰能力弱、逆变级需要开关死区和开关器件多等缺点。拓扑电路由整流级、Z-源阻抗网络和五桥臂逆变级组成,可以同时输出2路独立的三相对称正弦电压。利用Z-源阻抗网络的升压特性,提出了一种动态Z-源升压系数的改进型空间矢量调制策略,通过动态调节直通矢量的占空比,实现Z-源阻抗网络输出电压的恒定,提高逆变级的调制系数、降低Z-源电容电压应力。仿真和实验验证了所提拓扑和调制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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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坐标变换构建αβ坐标下逆变器输出电流的预测模型,利用评估函数对逆变器输出的不同电压矢量进行评估,预测所有可能的输出电流值。选择使评估函数取得最小值的一组电压矢量,将其对应的开关状态应用于下一采样周期,实现快速跟踪参考电流。该控制策略不需要使用传统的脉冲宽度调制器和电流内环控制,仅需进行一次坐标变换即可计算得到最优开关状态,计算量小,易于实现。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有限状态模型预测电流控制策略具有良好的动、静态性能和无功补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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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电流反馈有源阻尼是解决LCL型并网逆变器谐振影响的有效途径。然而,当逆变器采用数字控制时,数字控制引入的控制延时会影响电容电流反馈的阻尼效果,导致并网逆变器对电网阻抗的鲁棒性变差。该文提出一种在公共耦合点并联RC支路的电网阻抗调节方法,使调整后的电网阻抗与并网逆变器的输出阻抗始终满足基于阻抗的稳定性判据。所提出的电网阻抗调节方法能够确保并网逆变器适应电网阻抗宽范围变化,且具有实现简单、可靠性高、成本低、引入的损耗小等优点。最后,在一台6kW的实验样机上做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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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城市是引领城市发展的全新理念,旅游业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从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旅游产业系统与生态文明城市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作用机理,建构了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2006-2011年数据以贵阳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2006-2011年贵阳市旅游产业(除2010年外)和生态文明城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高,耦合协调度由2006年的中度失调逐步向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的优化趋势发展,贵阳市旅游产业和生态文明城市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滞后型和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相互交替出现,旅游产业发展对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引领作用存在较大波动,作用不够显著等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统筹好城镇规划、旅游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城市管理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文明城市;2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状态的研究和监测,运用规划、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促使两者向着最优协调状态方向发展;3加强旅游产业与大数据、文化、科技和生态服务业等蛙跳型产业的融合,解决旅游产业发展波动较大问题,夯实生态文明城市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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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GDP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绿色GDP模型,对原有的""资源诅咒""指数模型进行修正,并以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资源诅咒""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修正后的指数数值有明显升高的趋势,说明原有不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资源诅咒""系数算法表面上弱化了这些地区的受诅咒程度;2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省区和部分""资源诅咒""边缘区修正后指数数值有变小的趋势,表明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增加的速度方面,这部分省区要低于全国范围内的速度;3部分省(市、自治区)""资源诅咒""指数排名出现变化,说明模型的修正对各省的""资源诅咒""程度具有一定影响。""资源诅咒""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产业政策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偏远且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资源开发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宏观投资鼓励政策不足造成区域经济闭塞、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落后、研发激励机制不完善等。政策导向是导致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破解资源诅咒的根本途径在于政策改进与机制构建。政策改进层面,首先,完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其次,在进行资源开发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调整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再次,政府需要推进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建设,对于地方注重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最后,国家投资政策上应加强对偏远地区投资,提高当地对外贸易能力,扩大开放程度。体制制度完善层面,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需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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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解决资源环境多重挑战的共识方案。我国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能源的绿色发展问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推动我国能源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作为我国能源的主体地位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因此,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意义重大。针对当前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测度存在的问题,选取各地区每年煤炭消费量作为衡量能源投入的指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作为人力投入,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之和作为资本投入,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煤炭资源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构建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2000-2012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进行煤炭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总体水平不高,平均效率值仅为0.269;四大区域按照煤炭利用效率均值高低排序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且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重点提升这类地区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是提高全国整体效率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年均GDP增速远大于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但对于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挂钩""问题则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有在实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同时也要让经济发展与能源利用效率不脱钩,才能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上述认知引入脱钩理论,分别用煤炭消费和煤炭利用效率的GDP弹性系数来分析我国及各地区煤炭消费、煤炭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研究表明:国家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上取得一定成效,但限于当前产业结构现状,技术和管理水平,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有限;我国及大部分地区的煤炭消费、煤炭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已由绝对挂钩转变为绝对脱钩状态,并且地区间脱钩程度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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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尚德电力案例为对象,探讨理论上""完善""的董事会制度是否必然带来理想的治理效果。我们的分析表明,尚德的失败主要与不合理的关联交易、重大错误决策、管理层失察等有关;而尚德又拥有勘称范本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独立性强、董事专业背景好、委员会设置合理且规范。我们的讨论倾向于认为,尚德的董事会没有发挥监督和决策作用。在美上市""中概股""公司董事会制度的进一步比较表明,即便是依据严格监管条例建立起来的董事会制度,亦未能阻止部分公司走向经营失败。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董事会之谜"",即:董事会是否能够有效发挥监督和决策作用、甚至董事会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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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可追溯体系多基于条码进行追溯单元识别,建立和运营的成本较低,然而经过多年的推广,仍呈现普及率低、包含信息少和应用范围小等特点。本文结合影响成本和收益的可追溯广度、深度和精度三个指标,以可追溯猪肉为研究对象,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规模以上屠宰加工企业为案例,根据对企业生产、供应、销售和品管的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员工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直接观察获取的资料,分析屠宰加工企业实施可追溯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屠宰加工与终端销售两个环节实施可追溯相应的利益分配,揭示可追溯体系推广不力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可追溯与内部信息化管理密不可分,存在实施可追溯的内在需求与动力,但由于不良事件的概率很低,很多可追溯的收益由于其无形的特性,外部示范效应小,对企业实施可追溯决策的影响弱。可追溯猪肉在销售终端被赋予高端产品的形象,价格跃升和以有机食品作为类比参照物的营销方式形成了价高量低的终端市场特征,影响企业投资可追溯意愿的决策,进而阻碍可追溯的推广,同时,屠宰企业实施可追溯具有整体性和同一性,产品的同一性导致生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未能实现差异化定价,存在利润分配不均和产业链失衡发展。根据成本测算分析,为促进可追溯体系推广,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全产业链可追溯信息平台,减少生产、销售等环节实施可追溯的软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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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整治对协调人地矛盾、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保障城镇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农地整治项目成功必须依赖于项目区农民的支持和配合,农民有效参与是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重要途径,农民有效参与的政策制定必须基于其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把握之上,本研究正是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本文以托马斯的公众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及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重构的新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农民有效参与的指标体系;基于人因系统理论从农民的参与能力、参与机会及参与动力等方面分析了农地整治项目农民有效参与的影响因素;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和丘陵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调研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从总体样本来看,农民的协商沟通能力、农民的资源集聚能力、信息公开程度、参与程序明确程度、参与渠道的明确程度、损失补偿的标准、对农业收入的增加程度、对农民自身价值的提升程度等因素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民有效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损失补偿标准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项目信息公开的程度;而从不同工程模式区来看,农民的资源集聚能力对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民有效参与有一定作用,对农业收入的增加程度能影响丘陵工程模式区的农民有效参与。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为提升农民有效参与,应树立农民在农地整治项目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的主导型角色向导向型较色转变;建立健全代表农民利益的民间社会组织;建立农民参与的具体制度和相关的配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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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系统中无功负载的投切会使公共耦合点(pointofcommoncoupling,PCC)电压发生波动。为了提高配电网的电压质量,该文详细分析了基于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静止同步补偿器(staticsynchronouscompensator-modularmultilevelconverters,MMC-STATCOM)的PCC电压调节原理,采用带有无功电流指令值反馈环路的PCC电压下垂控制方法,根据输出无功电流指令乘以可控的变换器等效阻抗以实时修正PCC电压参考值。与传统的基于输出无功电流反馈值的下垂控制方法相比,该文提出的下垂调节方法不受电流内环控制性能的影响,PCC电压可以根据装置补偿容量与负载特性在可以接受的一定范围内波动。同时,MMC-STATCOM采用3个环路的均压控制策略以维持每个子模块的电容电压平衡。基于Matlab/Simulink平台的仿真结果,以及基于60V/2kVA实验样机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文PCC电压下垂控制方法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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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系统并联是辅助变流器的发展趋势。然而辅助系统具有复杂的负载特性,这就要求辅助并联系统能够处理复杂负载特性。为了解决泵类负载启动时的过电流使并联系统输出电压严重跌落的问题,该文提出了电压补偿策略。对于不平衡负载下三相相角差不能维持120°,文中采用统一的无功下垂和独立的有功下垂克服此问题。针对非线性负载下谐波电流难以均分,该文提出结合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的阻性虚拟阻抗技术。最终,并联系统在泵类负载、不平衡负载及非线性负载下都能均分负载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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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容可控充电方法构建雷电上行先导模拟试验用新型冲击电压发生装置,需要解决装置核心电路中高压大功率反激变压器的物理实现问题。该文从实现电场时变特征模拟的电路应用特点出发,研究提出了反激变压器技术要求,围绕其实现难点研究确定了变压器电磁设计方案,最后研制出反激变压器样机并通过电场时变特征模拟试验验证了变压器性能满足应用要求,解决了新型冲击电压发生装置构建中的关键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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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之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在有效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如何规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导致的环境影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重点突破的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管理三个维度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前期的环境污染对当期的环境影响作用明显;对于不同种类的矿产资源,能源矿产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最大,金属矿产次之,非金属矿产的影响相对较低。同时,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成环境影响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而技术进步在控制环境污染中具有积极的效果。就政府管理而言,东部地区的政府管理对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效果则并不明显。在省域层面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资源、环境、产业、技术和政府管理政策,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必须以地域空间的环境承载能力、环境自净能力为依据,政策选择和过程实施要具有长期性和针对性;二是促进煤炭等能源资源开采、转化与终端消费等环节的清洁化,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三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要进一步挖掘技术潜力,加强技术创新;四是要激励各个地区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规制中保持积极态度,防治资源寻租和环境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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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传统效率测算模型未能考虑决策单元博弈关系以及测度结果不能充分排序的缺陷,提出考虑决策单元之间博弈关系的生态-博弈交叉DEA(eco-GCDEA)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中国省际电力行业能源消耗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展开实证分析与讨论。选取中国2002-2012年30个省份的电力行业面板数据,其中非期望产出指标通过熵值法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等5个环境污染指标加以综合,力求最大限度地刻画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构造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的基础上,采用eco-GCDEA模型对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际电力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测度与排序,并用该模型的测算结果与当前比较流行的SBM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新模型完成了所有决策单元的充分排序,有效克服了传统SBM模型无法完全排序的缺陷;环境约束下电力行业能源效率得分存在相对缓慢的增长趋势,东部地区电力行业能源与环境发展协调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给出三点建议:首先大力发展新能源、推进清洁技术研发,调整能源消耗结构;其次各大电网区域统筹协调,联动发展;最后正确应对碳金融市场给电力行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参与碳金融市场的活动中深化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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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为基础,构造以人口空间聚集为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利用2000-2010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空间聚集对生产和生活污染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空间聚集对生产和生活污染的影响均是非线性的,偏大和偏小的人口空间聚集水平对生产和生活污染均产生不利影响。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能很好解释生产污染产生的原因,但对生活污染的解释力度有限。相对于生产污染而言,生活污染的产生往往与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习惯等相关,其影响因素更为复杂,有待于以后深入研究和思考。研究还发现,中国目前的人口空间聚集水平在不断减弱,若不提升其聚集水平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中国的环境污染将更加严峻。建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应强调人口空间适度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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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跨界农民用水冲突中的主体按照个体异质性和角色异质性分为村民Agent和村干部Agent,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博弈学习理论和定性仿真方法,构建了反映跨界农民用水冲突动态扩散过程的演化模型,研究村民Agent在其自身差异和村干部Agent行为的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集体选择,这样的集体选择决定了冲突在群体中扩散或消解的程度。基于NetLogo平台的仿真结果表明,村民Agent之间的网络效应越强,村民Agent的行动越发表现出集体一致性。网络效应对冲突的扩散具有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与群体中采取冲突策略的Agent数量有关。网络效应易于使得冲突进入僵持状态。村民Agent对冲突的预期越强烈,对冲突的消解越不利。在预期效应的影响下,冲突策略的先发优势被扭转。村干部Agent通过对采取冲突策略的村民Agent增加收益、增强村民Agent对冲突策略的网络效应和对冲突策略的预期,导致冲突在群体中扩散。基于仿真结果,给出跨界农民用水冲突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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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大了我国的水资源压力。近年来,由于水资源分布的时空不均造成局部缺水现象愈发突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出现水资源处于供不应求的困境,进而发生因上下游、左右岸争水而产生的冲突。这种因水资源短缺而产生的用水冲突在跨行政区河流上尤为明显。本文尝试从管理角度,运用破产理论来解决因水资源短缺而产生的跨行政区水资源配置冲突。破产理论是现代市场运行中实现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的一种有效工具,跨行政区河流水资源配置冲突在本质上与破产理论的研究内容相吻合,也即有限的资源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进行配置的冲突。本文采用6种经典破产方法来研究破产理论在解决跨行政区水资源配置冲突中的应用,同时提出一种新的评估破产理论应用结果稳定性的指标CPBSI并和已有文献中的稳定性指标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破产理论在解决跨行政区水资源配置冲突中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而且本文所提出的稳定性指标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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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中点箝位型五电平(activeneutral-point-clampedfive-level,ANPC-5L)变换器与三电平相比,具有输出电压等级较高、输出功率更大、电流谐波含量较低等特点,在高压大功率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以ANPC-5L变换器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电压矢量脉宽调制控制算法,通过分析ANPC-5L变换器的单相拓扑结构及其工作原理,针对不同开关状态下的ANPC-5L变换器的母线中点电压的波动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了平衡母线中点电压偏差的公式及ANPC-5L变换器中点电位的平衡域曲线。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有效平衡中点电压的控制方法,通过选择参考电压矢量所在三角形的开关序列及同时控制复用矢量的作用时间之比,实现了悬浮电容电压与中点电压的解耦和平衡控制,最后通过实验进一步验证了控制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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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布式电源在电力系统中所占容量越来越大,亟需一种新的控制方式使得分布式电源能够主动参与到电网的功率调节中去,而虚拟同步发电机(virtualsynchronousgenerator,VSG)技术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广泛关注。建立VSG的工频小信号模型,并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其有功环和无功环是近似解耦的,因此在设计闭环参数时,有功环和无功环可以分别独立设计。基于建立的模型,给出一种VSG控制参数的设计方法,该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地计算出相应的控制参数,并兼顾系统的稳定性、动态性能与对功率脉动的抑制能力。最后进行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证明了文中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与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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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筛吸附剂是SF6气体绝缘设备运行所必须的一种关键材料,这种吸附剂退役后,内含大量毒性SF6降解产物,极易造成环境污染,对其进行有毒成分分析和环保处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研究了退役吸附剂上吸附的SF6降解产物成分,分析了吸附剂内水分与SF6降解产物的物理化学作用,提出了通过SF6降解产物的解吸附进行吸附剂回收的方法,并研究了解吸附温度和解吸附时长对回收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退役SF6吸附剂解吸附的最佳温度为200℃,超过此温度,可能导致吸附剂自身黏结剂发生降解;解吸附时间超过2h后,通过单纯延长解吸附时间无法提高吸附剂回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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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拉线塔拉线的非线性静力分析是进行拉线塔静力特性分析的基础。首先建立特高压拉线塔拉线的静力理论分析模型,给出描述拉线对主柱弹性支撑作用的等效弹性模量公式,研究拉线的非线性静力特性。然后阐述拉线的基于双线性杆单元的整体简化模型,并提出基于多分段线性杆单元的整体简化模型。最后通过特高压拉线塔在大风工况下的算例对整体简化模型进行对比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当拉线弦向伸长量较大时,拉线的等效弹性模量趋近于拉线材料的弹性模量,拉线弦向应力近似随伸长量线性变化;当拉线弦向缩短量较大时,随拉线弦向长度减小,拉线的等效弹性模量变化较慢且值较小;随拉线初应力增大,拉线弦向变形与弦向应力的非线性程度减弱;所提基于多分段线性杆单元的整体简化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是进行特高压拉线塔拉线静力有限元分析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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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线与圆线相比,因填充率高,截面相同时能减小直径约10%;等直径时,则可增大截面20%左右,但是加工难度大、生产效率低、制造成本增加。如何发挥型线与圆线各自的优势,在应用时发挥其最大效用,多年来未有一致意见,皆因对其电晕特性、风阻特性、抗覆冰特性未进行深入研究。文中选取多种等外径的圆线与型线进行了电晕特性实验、空气动力学特性实验和覆冰特性实验,并针对1520mm2大截面导线的圆线和型线应用进行了技术经济分析。通过电晕损耗测量,研究表明四分裂型线的电晕损失要小于圆线;通过型线和圆线的空气动力参数及覆冰特性实验结果表明,圆线阻力系数优于型线阻力系数,而二者之间的覆冰特性没有明显差异。建议在500kV及以下新建线路中推广使用圆线,在±800kV及以上线路需要用到1520mm2大截面导线时建议使用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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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了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北京市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共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相关数据,综合利用人口重心研究方法和标准离差椭圆分析方法,借助于Arcgis软件分析工具,分析了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集中和离散的变化趋势,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演变态势。研究结论表明,近30年间,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呈现为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人口规模总量不断膨胀的基本态势,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领先,全市人口重心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北部位置,位移距离变化较小,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全市域人口密度由内到外呈现较为显著的阶梯状递减特征,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与近郊区人口密度梯度差异逐渐变小,近郊区与远郊区的人口密度的梯度差异逐渐扩大,以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布为主的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口集聚趋势依然明显,反映了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特点;北京市人口标准离差椭圆长短轴均呈缩短趋势,长短轴之比亦呈变小趋势,反映了在北京市人口规模整体扩张的基本态势上,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呈现出更强烈的向心极化趋势和同心圆集聚趋势。总之,北京市仍然表现为人口增量型的城市化发展阶段,相对稳定的人口重心变化和较小的标准离差椭圆变化表明了北京市人口增加趋势呈现出城市化中后期趋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质量型城市化将进一步成为北京市未来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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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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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水稻种植""双改单""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发展。由于农民种稻收入在家庭收入增长中份额日趋减少,使得农户倾向于将更多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转移到兼业或非农生产活动上,出于粮食安全和提高耕地利用率的考虑,国家鼓励农户选择双季稻,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推进和发展,能够促进生产者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兼顾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本文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农户追踪数据基础上,分析农户水稻""双改单""和收入增长的演变趋势,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为视角,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以回答,在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支持下,能否使得农户兼顾到双季稻种植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0年,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明显,双季稻比例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2010年双季稻种植比例已降至三成左右。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类型正由传统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拓展,到2010年生产者的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分别为工业、建筑业和水面养殖业。以农机装备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使农户兼顾到收入增长与双季稻种植的双重目标,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上,对其选择单双季水稻的影响较小。由于可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与其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有微弱迹象显示,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可能对单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建议,要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目标,应当重视长江流域水稻主产区的农户""双改单""演变趋势,继续拓展水稻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适当培育现代职业农民。引导农民扩大双季稻的种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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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黑龙江沿岸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流域自然环境压力逐渐加大,较大地削弱了流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黑龙江流域大规模洪灾频发。在东北亚一体化逐步推进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政府加强黑龙江跨境洪灾联合防治以保障沿岸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中俄在黑龙江流域有长期的跨境水资源合作,2013年两国合作成功应对流域大规模洪灾。目前,以高层定期会晤为主体的合作机制已不能满足两国合作治理跨境洪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求,两国之间从中央到地方各层次合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国际河流水资源是跨境共享资源,当前两国在应对跨境洪灾时,主要面临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缺乏全方位流域洪灾防治的整体规划;两国间的自然灾害应急体制协同水平依然不高;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限制了其他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黑龙江跨境洪灾防治的基础性工作较为薄弱。中俄两国政府应该根据各自水资源管理体制和灾害防治体系的主要特点探索新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在中俄两国合作战略的指导下,从防洪组织层次与洪灾历时阶段两个维度在黑龙江流域构建跨时段多层次的跨境洪灾治理机制,以适应流域日益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境洪灾所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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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地处黄河下游入海口,兼受海陆交互影响,淡水资源贫乏。评价和预测黄河三角洲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对于进一步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当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DPSIR模型为框架,选取21项指标构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区2000-2012年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进行了评价。从总体评价值来看,2000-2012年黄河三角洲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整体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2年评价值最低,为0.107,2012年评价值最高,为0.801;从各因子来看,2002年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因子的评价值都较低,其中驱动力值和状态值最低。2012年五大因子评价值出现较大幅度增加,其中影响和响应因子的评价值最高;从各因子的相关性来看,驱动力、压力和状态三个因子的值变化趋势比较一致,说明表征这三个因子的指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而影响和响应两个因子的值变化趋势接近,同样说明表征这两个因子的指标有较好的正相关性;从各因子稳定性来看,驱动力值波动起伏较大,稳定性最差,这主要与黄河利津站径流量等驱动力因子的起伏变化大有关。文章还以2000-2012年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值为原始数据,利用GM(1,1)模型预测了未来7年黄河三角洲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经与灰色预测精度等级划分标准对照发现,预测结果的相对误差值分布在合格(<0.05)与勉强(<0.20)两个等级之间,误差在允许范围内。预测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2014-2020年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潜力呈稳定上升趋势,2020年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潜力值为2.81241,较2014年1.51555增加近1倍,未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将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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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盘式微电机的电磁转矩,针对气隙磁通密度和电枢电流强度两个方面,对转矩特性、磁场分布和对流散热等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根据安培力的产生原理,推导了平面定子绕组在轴向磁场中的电磁转矩公式;对永磁体产生的气隙磁场进行了三维数值计算和实际测量,给出提高工作磁通密度的重要因素;根据基于热–流耦合的空气对流散热机理,分析并实测了温度场分布规律,提出利于对流的主动散热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气隙厚度对磁通密度影响显著,由1.5mm减小到1.0mm,转矩常数增加22.6%;而磁体厚度的增加具有饱和特性。对流通道的建立大大加强了发热的耗散,改进后电流强度可提高52%。所设计的微电机性能良好,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对其研究的计算分析方法精度较高,具有推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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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首先介绍了无刷直流电机的数学模型。利用坐标变换,在两相αβ静止坐标系下分析了无刷直流电机的换相过程。得到了两相αβ静止坐标系下无刷直流电机换相时的能量转换关系,推导出换相过程无转矩脉动的约束条件,得到最短换相时间的无换相转矩脉动的调制方法。两相αβ静止坐标系下将换相过程的控制转换为两个分量的控制,一个用来控制转矩,另一个用来控制换相时间。避免了求解其间复杂的电路过程,使得物理概念更明确,简单清晰地得到换相过程中无转矩脉动的约束条件,为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转矩脉动研究找到另一新的思路。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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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州–绍兴特高压直流工程将采用JL1X/LHA1-800/550大截面铝合金芯铝型线绞线,其可降低对杆塔的负荷、提高线路安全性能,并具有线路增容的功能。对于此种导线,国内目前还没有其配套的耐张线夹的相关研究经验,为满足实际工程需要,文中根据此导线的结构特点,设计了两种配套耐张线夹,并完成了两种耐张线夹、多种压缩比方案的比较研究,最终通过试验得到,采用铝合金管作为连接铝合金芯与钢锚的过渡,通过完全压接整根铝合金管,将铝合金芯与钢锚牢固连接,铝绞线采用铝管压接的方式优于直接采用耐张钢锚的钢管压接铝合金芯,铝绞线采用铝管压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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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深化合作是应对政治和安全挑战的需要,实现各自发展复兴的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近年来,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呈现出不少新亮点。但总体看,中俄经贸合作规模相对有限,结构有待改善,发展水平与两国政治关系还不协调,与两国的潜力还不相称。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领域,稳步提升相互投资规模,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要增进共识,扩大战略和利益的契合点;把握重点,进一步拓展关键领域合作;互利共赢,发挥金融合作的带动作用;多方合力,促进多层次的沟通交流,以中俄经贸合作的硕果,带动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包容、可持续增长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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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4年以来实施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本文重点探究了纵向财政治理结构安排在促进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的作用。特别地,为了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构造反事实,在拟自然实验环境下识别出改革对县级政府支出结构的因果处置效应。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具有较强的职能扭曲效应,强化了县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支出行为偏差:改革导致县级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平均增加了4.312个百分点,较2002年提升了266.2%;导致教育支出比重和医疗卫生支出比重平均下降了1.061和0.588个百分点,较2002年减少了3.7%和12.7%。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进一步的机理检验表明,这主要归因于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治理结构安排削弱了省以下的协调机制而强化了辖区间财政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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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转移支付分配呈现何种模式?本文通过纳入预算软约束代理(工具)变量的协整模型研究了转移支付分配的渐进预算观点和机会主义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分配总体表现为基数加上与地方财政收支挂钩的边际性增长的渐进预算模式;(2)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地方自主筹资产生负面激励和支出扩张效应;(3)相比较于筹资负面激励,转移支付预算软约束的支出扩张所受到的限制更少;(4)机会主义影响尚无法取代渐进预算进程,但是,转移支付造成的约束软化作为一个显著短期扰动构成了渐进式分配的增量要素。在突破现阶段政策均衡和间断性平衡的改革中,应重视政策与预算决策机制的调整以及针对转移支付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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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保护法》对符合相当条件的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立法确认,是其作为起诉主体的""扬""的价值实现,这在立法上体现了《环境保护法》对《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进步。确认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既有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等理论支撑,也与其自身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为探路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详细规定指明方向,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保障制度的演变为我国提供了比较法意义上的借鉴。当然,新《环境保护法》为防止滥诉、保证适格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对环保社会组织同样规定了登记部门层级、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年限、诚信状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具有积极意义,是环保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积极层面的""抑""。与此同时,环保社会组织要承担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角色,其自身面临较多内外部困境,主要表现为登记管理手续繁复、激励措施力度不足等外部消极层面的""抑"",以及其自身独立性欠缺、资金缺乏、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等方面表现出的内部消极层面的""抑""。在新《环境保护法》进步性规定下,要充分发挥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作用,就要遵循""欲扬先抑""的路径,采取诉前通知、司法(预)审查等细节制度对其积极层面的""抑""予以加强,并就消极层面的""抑""的各种表现形式予以改善,克服抑制条件,促进抑制条件向正向激励条件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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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逐步迈向工业大国,工业用水占据总用水量的很大比例,水资源是工业的血脉,但我国的水资源并不丰富,因此工业节水就成为我国的燃眉之急。工业节水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对我国工业用水影响因素的动态作用机理的把握之上,因此,本研究正是对此进行深入探究。本文以VAR模型为基础,对中国工业1993-2012年的用水量、总产值以及出口额三个变量的数据进行不影响时序的对数标准化处理,检验出变量间具有相关性系数0.95以上的高度相关性,单位根检验中,变量数据经过了一阶差分之后都是同阶平稳、并且通过了5%水平的协整检验,确定了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然后,根据变量数据对VAR模型的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以及特征值的检验,确定了VAR模型的参数值和稳定性,继而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确定了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图表形象具体地展现了中国工业用水影响因素间的长期动态作用过程,最后通过预测方差分析将各个影响因素对中国工业用水的整体作用进行量化分解分析。通过多层次的综合分析,总结出我国工业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长期动态作用机理:工业用水量和总产值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用水量限制了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必须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工业出口对用水量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但是用水量已经制约了我国工业出口的增长,我国面临出口转型的压力;我国的工业用水量对各项影响的反应都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工业节水需要长期稳定的策略,不能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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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水资源节约是节水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因此,了解工业水资源利用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对工业水资源节约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考虑到中国区域间工业用水的差异性,在对中国31个省份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及面板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构建面板协整方程及其误差修正模型,并检验工业水资源利用与工业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因果关系,结果显示:工业水资源利用与工业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变化具有促进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经济增长1%时,工业用水量增加0.04%,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比重增加1%时,工业用水量增加0.57%,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变化相较于工业经济增长给工业水资源利用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工业水资源利用与工业经济增长以及工业水资源利用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基于以上结果可以得知,水资源短缺的确会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为保障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节约工业水资源的利用亟需落到实处。而产业结构调整是节约工业水资源的有效措施,所以在保障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适当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使工业结构比重下降,从而得到工业水资源利用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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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旅游地环境保护主体的旅游者,其所表现的环境责任行为是促进旅游地资源持续有效利用的重要推手。揭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是引导旅游者选择绿色旅游,进而实现目的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前提。本文基于地理学研究中的地方理论,从人(旅游者)—地(目的地)互动角度,综合考虑个体因素和地方特征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构建目的地地方特征、旅游者个体特征、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概念模型。通过对475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地方依恋情感是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重要驱动要素。目的地地方特征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目的地的氛围、公共服务、旅游服务和目的地环境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从旅游者的个体特征来看,相比于男性,女性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受教育水平越高,地方依恋水平越低;而到访次数越多,地方依恋越高;相较于组团游客,自由行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另外,旅游者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与其环境责任行为表现呈现正向的直接影响关系。据此,目的地管理者应发挥旅游者在绿色旅游中的主动作用,在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实施旅游者情感管理;通过营造目的地氛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举措来培育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注重塑造目的地的地方特征,充分考虑目的地地方的独特元素对旅游者的情感影响;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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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城市地理学中首位度、位序规模相关方法及经济学中赫芬达尔指数对2004-2011年山东省入境旅游规模结构及其演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山东省入境旅游规模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入境旅游目的地和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均处于由典型首位型结构向过渡型转变,""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正在改变,中间梯度的入境旅游市场和目的地数量正在增加,但尚未达到相关指数的理想值。(2)2007年、2008年两年为山东入境旅游规模结构演化重要转折点,是其由首位型结构向过渡型结构演化的重要拐点。(3)在山东省入境旅游规模结构演化方面,山东省入境旅游目的地一直处于持续分散的状态,入境旅游市场则是经历了先集聚后分散的演化过程。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对山东省入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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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治国理念,是政府管理主导的传统治国方略的根本性的升级,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好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国家生态治理的一条主线。本报告认为,在构建和完善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与民众的关系、各级政府之间(包括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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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住房供给—需求关系,本文从就业机会、房源供给、宏观区位和交通便利性4个维度构建了外来人口在都市区内部的居住决策和空间分布的解释模型,并将区域差异和尺度效应纳入模型。基于北京市村级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就业机会的空间分布对外来人口的居住区位决策和空间分布格局起到决定性作用,职住空间一体化或职住临近是城市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空间的重要特征。近郊区是中心城区外来务工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其空间格局主要受到房源供给的限制,而与本地的就业机会和交通条件关系有限。城市产业的郊区化促进外来人口向远郊区聚集,进入了明显的远郊化进程;尤其随着地铁网络的延伸,远郊地铁站附近成为外来人口的重要聚居区。远郊区和偏远地区的区县中心对外来人口分布的影响不大,依托村镇本地的就业机会而就近居住是这些地区外来人口居住决策的主要方式,县乡道及一般道路通达性较好的地区因此成为产业发展和外来人口集聚的优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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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电机是液化天然气(liquefiednaturalgas,LNG)潜液泵的核心部件,电机定子导液通道的优化设计及合理分布不但决定着LNG潜液泵低温电机的冷却效果,而且直接影响着LNG潜液泵的工作性能。该文对一台15kW的LNG泵低温电机导液通道的优化设计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基于传统齿联轭结构定子轭部磁势的计算思路,给出了方形定子铁心轭部磁势的计算方法;然后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重点讨论了方形定子削边距离和导液通道宽度对电机轭部磁势和气隙磁密的影响。文中分析得到了电机轭部磁势和气隙磁密等参数随定子导液通道尺寸的变化规律,为LNG潜液泵导液通道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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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自然条件以及行政等级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并以中国198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构建有序响应模型(Ologit)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优越的自然条件、较高的行政等级能够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行政等级优势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政府主导+市场推动""模式,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与实证上证明了宜居环境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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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分析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针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短板和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目标,加快建立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基础、以""经济调节、公众参与、体制保障""为配套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预防方面,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保护目标体系、统计体系与核算制度,建立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将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准则等;在过程严管方面,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实绩的领导干部政绩评价考核制度、科学严格的环境污染排放标准体系,以及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制度体系等;在后果严惩方面,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审计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等;在经济调节方面,建立绿色财税金融制度体系,推动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建立平衡生态产品生产者与受益者利益关系的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公众参与方面,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公民环境权利,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与立法听证等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方面,要从上层建筑入手,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涉及的顶层重大关系,在中央层面明晰资源、环境和生态三个领域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调整环境保护系统内部的管理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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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国环境政策系统中首次提出了""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是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前所未有的理念与制度创新,其背后的政策选择与价值判断是要求环境污染治理的理念与路径从管制模式向互动模式的转换。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研究管制模式向互动模式转变的背景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理论基础、现实必要性及其制度路径。文章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与价值判断的方法,辨析管制模式与互动模式下环境污染治理理念与路径的差异,归纳当前管制模式下环境污染治理制度的内生缺陷,证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必要性。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管制模式下以行政赋权、""命令—服从""为特征的环境污染防治制度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制度目标围绕环境行政管理为主线,制度类型以""命令—服从""为重心,这导致了环保目标悬置与制度异化、运动式环境执法以及执法者与污染者合谋形成法律规避等诸多弊病。管制模式下的现行环境污染防治制度缺陷之原因在于,规制机制断裂与制度抵牾、制度结构的单向性和封闭性以及闭环逻辑导致的制度僵化与规制俘虏。当前的制度现状亟待秉持互动模式为理念进行矫正。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提出的""损害担责""原则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环境代执行制度已初具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的雏形,我们应当从污染防治市场制度的体系化、环境代执行制度的改进、设立清洁水和清洁空气基金和引入环境污染治理等第三方机构等几个方面构建体系完整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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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环境抗议呈现一系列""中国特色"",表现在:当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形成以市场攫取为主要根源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以市场为主要对象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表现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独立表达诉求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表现为向政府呼吁环境诉求;当其他地区表现为以积极主动的进取型抗议进行环境问题协调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多作为消极的回应型抗议。环境抗议的特色与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中,市场强势、权力错位与社会弱势。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系统平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的生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公民社会的设想难以实现,而从生态政治学出发,吸收卡尔·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思想,借助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反过来规制国家权力的谋利取向与自律性市场的逐利本性并最终打造能动社会成为可供借鉴的思路。能动社会的发育以国家系统为依托,统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系统平衡。经由能动社会推动社会生产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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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悬浮颗粒物因荷电或气流等因素而沉积于导线表面,其将对直流电晕放电和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电磁环境产生影响。当前我国大气污染日益严重,沙尘和灰霾天气频发,此时空中悬浮颗粒物剧增。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和计划在北方建设多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因此,开展空中悬浮颗粒物对直流电晕放电和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电磁环境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对输电线路和静电除尘研究领域内关于颗粒物覆污电极而影响电晕放电特性和线路电磁环境的相关文献,从实验方法、起晕特性、电晕电流和离子电流以及合成电场特性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最后,指出当前对自然污秽成分分析、自然污秽导线电晕特性、人工模拟污秽实验方法,污秽导线的电磁环境特性和起晕特性等方面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从实验和理论角度提出未来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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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O压敏电阻的性能优劣直接关系到ZnO避雷器性能的好坏进而影响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而ZnO的烧结配方是决定其性能优劣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了研究Bi2O3含量对ZnO压敏电阻片电气特性的影响规律,对不同Bi2O3含量的ZnO压敏电阻片试样进行热刺激电流特性测试、电子显微镜扫描测试、伏安特性测试。研究结果表明:随着Bi2O3含量的增加,ZnO晶粒尺寸增大,ZnO压敏电阻片的电压梯度降低。随着Bi2O3含量的增加,ZnO压敏电阻片的非线性系数、陷阱电荷量先增大后减小。添加剂Bi2O3可以促进液相烧结,形成陷阱和表面态,在界面上形成势垒,使材料具有优异的非线性特性,从而改善ZnO压敏电阻片的电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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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将从资源获取和信号传递的角度来剖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如何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调节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与所有制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所有制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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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的影响。本文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显著推动家庭参与创业活动,并显著促进家庭主动创业。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主要通过改善家庭借款渠道偏好、提高家庭正规信贷需求和正规信贷可得性以及改善家庭的风险态度来降低金融约束等对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进而提高家庭创业意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大力普及金融知识,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家庭创业精神、增进家庭福利水平,还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和就业市场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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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6个国际管理学界公认的、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为案例,其中4个理论的提出者为西方学者,2个是华人学者。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对话理论,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探究管理学理论构建的社会化活动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理论体系形成是一个由个体学者思索开始,到学术团体整合,再到学术社区辩证的动态、跨层次对话过程。学者通过唤醒性修辞,引起他人对新理论的共鸣,推动学术社区对新理论的检验和修正,最终成为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不仅要求学者个体善于理论创新,而且要求学者群体以及整个学术社区建立对话平台,对理论进行不断地讨论、检验和完善,从而从中涌现出一些或一批合法有效的中国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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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2009~2011年间沪深IPO公司为样本,系统地研究了公司的媒体信息管理行为对于IPO一级市场定价和抑价率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我们发现公司的媒体信息管理行为在提高IPO发行价的同时,降低了IPO抑价水平,提高了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公司在上市造势期内的媒体新闻报道每增加1篇,其IPO抑价率平均会降低0.3%左右。进一步,我们发现,媒体关注度对首日换手率无显著影响,表明媒体提高IPO定价效率主要依赖其信息传播作用,而非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来实现。本文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能有效借助媒体这一信息传导渠道,适时主动地释放公司定价信息,有效地提高了市场的定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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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进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基于文献统计和分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突破领域、制度保障、实现机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展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演进、实践成效、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已有研究为把握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律,树立生态文明价值理念,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益指导。但是,还存在着研究比较分散、深度不够、创新性工作缺乏、方法单一等问题。新时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综合多维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加强研究的系统性,重构和创新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开展实践调查和案例分析,并将""五位一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选择、制度建设、评价标准等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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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引入金融中介,并将全社会生产分为国有与民营两部门,在扩展的RBC理论框架下,分析了信贷市场有限竞争环境中财政引发的国有部门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通过建立带有金融中介的两部门RBC模型,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刺激国有部门的投资需求,将使得金融中介改变对该部门的利率水平,从而扩大对该部门的资本供给;并且这种利率波动将传导至民营部门,导致金融中介对民营部门资本供给减少,进而降低民营部门的投资水平,最终改变宏观经济信贷资金分配结构与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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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将对传统金融在经营理念、金融基本制度、金融产品渠道和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加速""金融脱媒""进程。但其发展存在着信用评价和甄别能力较弱、风险和评估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为此,传统金融一些制度平台和监管范围要向互联网金融延伸,建立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业务范围和业务准则,建立涵盖互联网金融在内的金融运行规则、监管体系和适当监管方式,构建金融机构信用评价公示和风险提示制度,提高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安全等级,建立互联网金融的消费者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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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晕笼无线电干扰试验得到的导线激发函数应进行校准等效之后再应用于输电线路的无线电干扰计算中。校准系数通常通过校准试验获得,但校准实验的准确性受试验条件和环境的影响。若能通过理论分析代替校准试验得到较为精确的校准系数,会更加经济和便捷。该文基于电路分析方法,建立电晕笼试验回路的分布参数模型,依据电晕放电脉冲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独立性,通过求取放电点不同位置时校准系数的响应曲线计算得到校准系数,并与分段电容获得的理论校准系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校准系数的理论分析模型可以较好地应用于电晕笼试验和实际线路无线电干扰计算之间的等效,且兼具经济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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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分为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和执行董事。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独立董事,然而直接由大股东和其他重要影响的股东推举委派的非执行董事可能更独立于管理层。因此,相比于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的治理效果或许更好。本文首先考察了董事会中3种不同类别董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董事会规模和非执行董事的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进行的盈余平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股权制衡度高时,非执行董事对盈余平滑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相比于国有背景,非国有背景下非执行董事对盈余平滑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关于董事会独立性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的学术文献,也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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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环境税效应研究改变了早期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基础的分析,通过引进不完全竞争市场因素而取得了重要进展,使得理论研究进一步贴近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并为各国环境税改革实践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环境税效应研究文献可分为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不完全信息市场下环境税效应研究三个方面。本文从环境税双重红利概念出发,系统梳理了上述三种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环境税的环境效应、效率效应、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已有的文献表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对环境税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对我国即将进行的环境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应充分考虑市场结构中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环境税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环境税改革应注重对""双重红利""假说的研究与预测;应注重对我国现实市场结构的研究;应充分考量我国现实市场中不完全竞争因素的独特性及其对环境税效应的影响;应针对不同市场结构选择合理适用的研究方法;应更加注重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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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减排压力。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减排目标,我国积极探索建立排放权交易体系市场机制实现碳减排的有效方法。截至目前,7个省市的试点碳市场工作均已启动。本文详细分析了碳市场机制中免费配额发放的范围和比例对主要工业部门的影响。以我国工业部门2010年的产值、增加值、利润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为基础,分别测算了各工业行业的经济指标和贸易指标,对免费配额发放政策之于各工业行业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在行业层面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指标测算结果显示免费配额发放政策对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橡胶制造业等13个部门有显著影响,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传统高耗能、高排放部门则因贸易指标较低而未入选。基于本文的研究,建议全国碳市场须合理设置免费配额政策适用范围及免费配额比例调整路线图,并尽快在更细致的行业层面开展工业部门受碳市场影响程度的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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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的视角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结论显示:企业政治关联阻碍了企业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且这一负面效应大约会持续到企业获得政治关联后的第三年,从而证实了我国企业存在政治资源诅咒效应。其次,我们分析了政治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发现政治关联会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等影响企业创新,导致企业技术创新乏力、资源分散并产生挤出效应。最后,我们考察了创新与企业未来业绩敏感性以及政治关联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发现政治关联也弱化了技术创新与企业业绩敏感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性,即政治资源加剧了企业粗放式发展,阻碍了企业自主创新,并最终无益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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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大挑战。2009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至45%。节能减排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国际气候谈判进展如何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国家宏观层面明确的碳减排目标最终需要在区域层次上具体落实。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战略转型的重要阶段,城镇化的推进需要探索均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低碳发展和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着重对省际区域碳排放核算方法、省际区域碳排放的区域格局及转移、省际区域碳排放的动因、排放绩效和省际区域碳排放目标分解设定进行回顾和述评。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系统地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文客观分析和评价了以上四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中国省际区域碳减排差异问题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为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为了建立科学合理可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差异化区域碳减排政策,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关注深化研究的主题包括:1省际区域碳排放核算方法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从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责任的视角核算省际区域碳排放是未来的研究方向。2从微观角度考虑企业决策导致的东中西部区域间产业转移与碳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难点和重点。3中国碳减排目标总量地区分解属于命令与控制的行政手段控制碳排放的政策工具。区域碳减排目标的设定需要考虑对改变地方官员和企业决策方式的促进作用。总量目标的有效设定是总量控制与交易的前提。4不同行业、不同区域设定""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目标需要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的同时体现行业和区域特点。中国幅员辽阔,合理的政策设计需要体现行业和区域特点,不同行业和地区需要分阶段采取不同的推进策略。省际区域碳减排差异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都面临着所需有效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制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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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保险与低碳保险、绿色保险、气候保险等不是一个概念。碳保险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前提,是基于两个国际条约对碳排放的安排而存在,或是保护在非京都规则中模拟京都规则而产生的碳金融活动的保险。碳金融市场基于人为设计而产生,蕴含巨大风险,现行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保险法律制度体系在面对碳融资、碳交付等碳金融风险时面临诸多困境:很多风险为非传统风险,按我国基于传统风险而设计的《保险法》,多为不可保风险;碳保险合同标的的价值难以确定;我国目前的碳保险制度没有发挥保障碳融资和碳交付的功能;我国碳金融中的一些独特风险亟需碳保险法律制度保障;我国碳保险缺乏生态价值导向作用;现行《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没有受益人这一主体,而受益人主体在碳保险法律制度中至关重要。针对这些困境应该构建碳保险法律制度:在碳保险法律制度构建中引入ART原理;碳保险合同目前可采用定值保险合同形式,从长远来看,一旦碳保险单独立法,则可以规定专业评估机构为保险合同关系人并适当引入定额保险合同;构建国内的""非京都规则""碳交易市场,发挥碳保险应有功能;以碳保险法律制度引导CDM中的技术含量;在碳保险法律制度设计中融入生态价值取向;把受益人作为碳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关于立法模式,应该在《保险法》之外另行单独立法,并在保险法中增加援引条款,如碳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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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金融体系有两大特征事实:一是非正规金融(或民间金融)发达;二是利率双轨制。这两个特征事实相互依存,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产生重大冲击,使得我国货币政策运行模式明显有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非正规金融不受中国人民银行直接监控,由非正规金融体系中借贷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化的资金价格不同于正规金融体系中的资金价格,资金价格扭曲长期存在。为此,本文将非正规金融和利率双轨制这两个特征事实引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信贷扩张政策在增加银行系统信贷投放的同时会抑制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借贷活动,而非正规金融与银行借贷之间的此长彼消关系削弱了信贷政策的调控效果。正向的信贷冲击减少了企业对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贷资金需求,从而降低了市场化利率,使信贷政策包含了信贷供给调节和资金成本调节双重效应,增强了信贷政策的调控效果。以降低非正规金融体系借贷摩擦为目标的金融管制放松政策能够减轻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并通过增加非正规金融的借贷资金供给降低市场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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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以""东方管理理论与实践——过去·现在·未来""为主题,与会者围绕""中国‘东学’四十年的探索""、""东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东方管理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运用与创新""等专题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东方管理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相互促进,交互发展,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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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发展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在采用间接估计法测算民间金融发展规模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框架下,对民间金融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和城市化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地区层面,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形成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现阶段民间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贡献大于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对城市化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民间金融可以通过城市化这条路径来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现阶段应当规范民间金融市场运行,提高民间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拓宽中小企业融资途径,并通过制度创新鼓励城市中正规金融部门与民间金融之间的交流合作,进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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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类兽药在预防和治疗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和非感染性疾病,提高饲料转化率和促进生猪生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的研究已证实,我国养殖户在生猪养殖中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已形成严重的兽药残留、抗生素耐药性等问题,可能危及消费者的健康。本研究在分析江苏省阜宁县654户生猪养殖户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影响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认知特征,综合考量其期望收益,构建行为概率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实验,模拟养殖户间的交互作用,同时在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形下,观测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行为选择在系统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认知的提高,兽药使用规范性程度不断提升,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变小,且当认知度足够高时,养殖户更倾向于规范用药;相对于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养殖户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对其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等负面行为影响较小,且影响幅度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与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有一定相关性;养殖户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处罚的认知的变化对其兽药使用行为选择的变化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对遏制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提高抽查比例、增大违规处罚额度能有效控制并减少生猪养殖户抗生素类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针对我国生猪养殖户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相对普遍的现实情景,应加强兽药使用终端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引导其建立用药档案;同时,加强养殖户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兽药安全风险的了解,促使其自觉科学规范用药;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政府应完善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养殖户法律意识,并加强监督管理执法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加大处罚力度,对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的经济处罚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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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基于优先权的资源配置的特征——对资源的竞争性为视角,提出了资源偏好结构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的概念,并用一致性优先权取代先前文献所用的(非)循环优先权的定义,研究了在环形优先权和一致性优先权结构下,偏好结构的一致性对配置绩效及配置结果的影响。有限的资源数量与一致性的偏好是资源竞争的原因。在完全信息环境中,在偏好一致性的条件下,基于优先权基础的资源配置问题的配置结果取决于优先权结构,一致性的优先权结构是保证配置公平性前提。流域水市场的参与者对水资源具有一致性的偏好结构,流域水资源的配置是一典型的竞争性资源配置问题。同时,合同匹配理论的发展给出了一条新的讨论流域水资源配置问题的思路。我们能期望依托于合同匹配理论的框架来设计流域水市场的制度体系。流域水资源的交易存在外部性与公共物品性,这种外部性呈现一定的空间格局。在环境意识觉醒和存在一致性社会性偏好条件下,外部性效应会反映在交易者的效用函数中,我们通过交易机制设计,让交易者的社会性偏好得以表达,以实现流域水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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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面对困境,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绿色转型。事实上,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主体是企业,因此中国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迫在眉睫。本文诠释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涵,探讨了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该目标模式是在处理好企业与自然、社会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的健康和人的健康,即""双健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深层障碍,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即环境标准低且颇具弹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对绿色壁垒的错误认识以及国家政治哲学过于对经济的偏爱。最后,针对我国企业绿色转型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对策:推进企业绿色转型,要使政府规范地依法行使公权力,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发挥市场的利益诱导功能,使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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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有重要地位,但在生产过程中易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在""两型""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资源型企业必须要绿色发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及影响因素状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资源型企业有一定的绿色意识,比较重视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制度的规范,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环保制度的建设和执行还有待提高、员工绿色意识及相关技能有待增强、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明显不足、环保专业人才缺失较为严重等。2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与绿色认知、资源能力、合作预期、社会网络呈显著正相关,这些因素具体情况为:资源型企业对政府规制和公众意识的变化趋势及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深刻的理解,但对绿色发展的必要性认识还存在不足;企业绿色发展中在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都感到不足,特别是资金不足将成为企业绿色发展的瓶颈;对影响企业绿色行为收益的各方合作的预期还比较正面,但这些占比还不高;企业与各类组织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且关系较为稳定,但企业网络主要体现为垂直型网络。绿色认知不到位、资源能力的不足、合作预期不高、社会网络结构较为单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因此,政府要根据资源型企业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针对性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从而提高企业绿色认知,增强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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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技术融合的产物,它的快速发展预示着另一种近乎全新的教育形态浮出水面,必将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与全球共享,推动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慕课教育的特点和优势,对推动我国实施慕课教育提出建议:1政府主导,顶层设计;2高校先行,快速跟进;3汉化慕课,产业运作;4整合资源,塑造形象;5抢占高地;维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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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面临重大挑战,正已成为严重制约中国社会安全、生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瓶颈。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审计监督在其间的作用不可或缺。国家审计应当在总结已有环境审计实践的基础上,吸取多年来资源环境审计工作中的经验,正视审计过程中的各种不足,在持续发展创新审计理念的基础上,厘清生态文明建设的审计思路,并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促进国家审计的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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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政策分析,通常囿于单一国家层面的局部均衡结果,较少考虑到全球整体行动的外部影响,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以来的全球一致减排行动,却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本文通过梳理《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全球低碳经济合作中遇到的新挑战,以及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状况,采用制度分析与新古典框架下的市场均衡分析方法,讨论了全球一致减排行动所触发的""绿色悖论""问题。研究发现,造成""绿色悖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合作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京都议定书》及其关键性的附件一,将重点放在如何限制发达工业国的减排设计上,但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协议期内有可能出现的增排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的碳泄漏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征税、以及对其替代品进行补贴时,将会导致在当前期对于化石能源的加速开采,并可能导致对同时期的化石燃料替代品的其他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也大幅度加快,造成了在双重加速开采下的全球绿色福利损失以及CO2排放量的急剧升高,化石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到比协议签署前更为严峻,甚至与全球合作减排框架的设计初衷相悖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非全局性的减排公约和分阶段的减排政策,是造成""绿色悖论""现象的重要条件,缺少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和一些重要工业国的缔约,使得负面的环境外部性难以克服;同时,减排任务和责任有所区别的分阶段设计,会把在未来行动期内可预见到的更高地化石能源使用成本转嫁到当前的行动期,造成短时间内资源与环境的迅速破坏。但本文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最优经济与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是克服""绿色悖论""现象的两条可行路径,且需要有与其相匹配的政府政策的支持。由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是,中国需要加强在国际气候公约中的影响力,提升自身话语权;以碳税政策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度设计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于可再生能源研发进行补贴;根据国情不断优化碳税税率,并适时调整与其相匹配的新能源补贴等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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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保投入的逐年增加为强化污染治理、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重要基础保障,但环保投入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作用机理值得深入研究。在2007年国家42部门投入产出表基础上,编制了环境-经济投入产出表,并构建了环保投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模型,将环保运行费和环保投资作为研究对象,测算其对宏观经济各指标各行业的经济影响,并分解到省级层面。结果显示:1""十一五""期间环保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就业等经济社会贡献作用,五年期间对国民经济总产出、GDP、居民收入、就业等方面影响分别为102043亿元、29457亿元、12563亿元、1324万人次,且以间接影响和诱发影响占较大比重,表明环保投入具有较强产业波及效应。2经济影响存在明显行业差异,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环境服务业、建筑业等与环保投入直接相关的行业受益较大。但与此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拉动了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表明环保治理活动自身带来的资源环境负担在中国现有产业结构情况下仍不可避免。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需要寻求更加清洁的治理技术。3经济影响区域差异明显,受益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于广东、山东、江苏、河北、辽宁等东部沿海及中部发展较好地区,而受益较小的省份大多位于西部及边远地区。总体来看,鉴于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投入仍不能满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适当加大环保投入不但能够取得环境效应,同时也可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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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从军人退役时点切入,预测军人退役后稳定工作及军人服役带来的经济利润,从而构建军人的经济利润模型。通过对模型极值求解来考察政府政策如何影响军人的经济利润及军龄的选择。本文期望这种分析可帮助军人在现有的退役就业政策下做出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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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提出发电市场辅助服务定价策略,其核心是在不改变国家现有定价体系的前提下,通过逆向思考低谷时段用电需求,将其作为一种""市场资源""或商品予以定价,从根本上用市场手段解决东北地区电力市场低谷时段的问题。并指出绿色能源全额接纳""不全价""的设想,创新提出了""政府定价、市场调节""的概念,指出一条在发电侧市场,政府管制与市场调节有效""配合""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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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雇佣期限结构(长期雇佣、短期雇佣和临时雇佣的各自占比),直接关系到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在这其中,工会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本文利用最新一轮(2012年)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工会可以显著改善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即增加企业长期雇佣占比,减少短期雇佣和临时雇佣占比。并且发现,工会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发挥作用:一是通过集体发声直接影响企业雇佣,二是通过与基层党组织的协同引发党政关注迂回影响企业雇佣。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雇佣及其带来的就业稳定性是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表明工会在这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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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到201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建设发展历经30年,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作为工业生产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国家级经开区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本文对近几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发展,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情况,以及污染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经开区经济保持高速持续增长,且年均增速大幅高于全国年均增速水平。此外,国家级经开区土地占地,水资源和综合能源消耗总量分别占全国的0.15%,1.9%和2.2%,COD和SO2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0.8%和0.6%,但同时创造了占全国8.7%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占全国15.6%的工业增加值。国家级经开区以较小的土地占地,较少的水资源、能源消耗量,较低的污染排放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均大幅领先于全国水平。2007-2011年,国家级经开区水资源和能源消耗总量小幅增长,但其消耗强度明显下降,年均降幅分别为15.3%和14.9%;单位土地面积经济产出年均增长8.6%;污染物COD和SO2排放量年均降幅分别为6.9%和8.8%,其排放强度年均降幅分别为28.0%和23.2%,且各项年均降幅都显著高于全国年均削减幅度。因此,国家级经开区在经济发展,资源、能源优化利用和污染减排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在我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实践中,国家级经开区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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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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